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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北京

推荐人:夜雨 来源: 时间: 2017-08-01 11:29 阅读:
上北京
2003年正月十六日,随着元宵节最后一束烟花的熄灭,春节就算过去了。  给我送行的是我最好朋友甄洪栋,在沂州以西、银雀山以南,他和人经营的“玉洁美颜培训中心”的二层小楼上,他是唯一知道我要离开这座城市的人。晚餐的几道菜都是我平时最喜欢的:辣椒炒鸡、卤水豆腐、炸花生米、葱花炒鸡蛋。他人在一层忙碌着,大儿子笑生在外面玩耍,老二强生才几个月大,刚刚吃了一大瓶奶,被扔在床上,自己对着天花板唱着为我送行的歌谣,只是我一句也没有听懂。  我和老甄不急不慢地举杯对饮着。  六年的光阴就像昨河岸边的烟花一样,在我的眼前升起又落下……  我退伍第二年的初冬,在济南、深圳折腾一个来回无果后,决定在离家只有百余里的临沂市找份工作。  经朋友介绍,我去了一家企业文化心上班。中心是市委宣传部的实体单位,这是那个时代一种很时尚的产物,好多政府部门都下设了实体。中心办公的地点在市委南门以东、沂州中段东的一座二层的小楼里,是临时租的附近居民的。本来小楼没有地理编号,领导决定就叫“沂州58号”了,还把这几个字刻在了一块大理石上,贴在门口的右侧,很醒目。中心的领导是宣传部的一位科长兼任的,领导姓徐,我们都叫他“徐科长”。我对徐科长的第一印象是:形态微胖、才华横溢、为人豪爽,一口地道的当地话,标准的沂蒙汉子。徐科长对我们三四个部下还不错,因为没有食堂,就指定办公楼对面的“金达莱羊汤馆”作为临时的食堂,可以记账。开始我们的午餐、晚餐都很标准,每人一碗羊汤,两个煎饼。偶尔来个战友同学的也就记着账了,慢慢就习惯了,越记越多。后来领导一看我们几个人每月的账单比单位的招待还多,就开会取消了这个办法。于是,以员工工作餐为主、中心招待为辅的“文心草舍”就在办公楼的隔壁、一个只有三间茅草房的小院里光荣地诞生了。从此,每人每天发八块钱的饭票,不够的自己掏钱买。  一转眼的工夫,春节来了又去。正月初八刚上班,徐科长让我陪同他去深圳出差我们先开车到济南,又从济南坐飞机到深圳,这是我人生一次坐飞机。在深圳的几天里,我们考察了几家规模很大的印刷公司,并订购了300套精装版的《邓小平画册》。就在那个春天,一代伟人邓小平逝世了。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把这些画册卖掉,我临时变成一个推销员。徐科长给我们每人列了一串长长的名单,让我们挨家挨户地去联系。我负责济南、淄博、潍坊和聊城等地区,大多单位都是每个地市的宣传部、省委宣传部和一些省直机关,都是徐科长的老熟人。没想到,三个月下来竟然没剩下几本,我和同事们每人都领到了一千多元的奖金。我一次深深地感到做一个推销员的好处。  中心发展得很快,人员也陆续进了不少。我来的第三个年头,也是中心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年,办公楼由“沂州58号”搬迁到向北不到200米的“沂蒙大酒店”办公,酒店共七层,我们租用了五、六、七层和一层的餐厅。一层的餐厅很快被改造成了豪华的“文心园酒店”。中心又成立了直属机构“临沂市企业家俱乐部”,是当时全省17地市第一家企业家的会所。俱乐部下设了好多部门,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陆续走过的部门就有广告传播部、文化用品部、办公室、文心园酒店等。从三四个人到八九十人的过程,也给我的人生观和事业观带来了不小的震动,我曾数次下定决心,要在这块肥沃的土地实现自己人生价值,并且我一直认真努力着做好每一份工作和站好每一个岗位。  或许,整个单位里就我一个是当过兵的故,每当有一些比较棘手的事情时,徐科长总会把我派到一线去。  当我被任命为“文心园酒店”第四任经理的时候,酒店已经乱得不成样子了。厨房里的地上在大冬天可以看见成群结队的蛆在游行,一块两三斤重的肥肉可以被厨师随便扔进垃圾桶,服务员上班随意嬉戏已是见怪不怪了。明知是个烫手的山药,却又不得不接。经过三思之后,我向徐科长提出三条要求,必须答应我才能上任,其中一条就是有人事任免权。  领导答应了。  是毒瘤就要医治,如果毒性太深,用药医治无效,就只有除了。上任的第三天,我把所有的厨师换了个班子。原来的统统开除,新上任的是济南金马大酒店的一个新团队。当我的人事调整命令一宣布,立即遭到了原厨师队伍的强烈反对,并且扬言要按照签订的劳动合同去告我,因为合同规定,要解除劳动合同必须提前一个通知对方。我很简单地把我看到的一切向他们复述了一篇,并且反问他们:如果你们老板你们如何处理这样事情如果你们不进行自我反思,哪家酒店敢用你们如果没有工作你们靠什么来养家?几句话问得他们都耷拉下了高傲的脑袋。服务员不能再开了,因为一时找不到足够的人。我每天给服务员上两个小时的队列训练,重新规范规章制度。慢慢地,整个团队又有了刚开业时的新活力。  可事情的发展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美好工作了两周,我整个人瘦了17斤,才知道这个差事确实很烫手。早早晚晚的辛苦自然不用提了,但无米之炊的现实却难倒了我这位看上去还算英雄男子汉。因为酒店是政府实体的下级单位,又靠近市委大院,所以来来往往的大多数客人都和大院有关系开始时候每天大厅包间都坐得满满的,我也着实高兴了一番。可到晚上一结账,每天近万元的营业额见不到一千元的现金,其他全部是签单,并且不是政府机关这个部那个科的,就是这个局长那个书记的太太。吧台的服务员告诉我,这些人的账都不好要。可第二天还要继续营业,买菜怎么办呢?那就只有先欠着了。时间不长,我宿舍的门就成了公用的一样每天天不亮就被人“当当当”地敲个不停,什么卖甲鱼的、卖羊肉的、卖鸡蛋的、卖香菜的,不是给我送礼的,而是找我要账的。  这种境况是我开始没有想到的,每天感觉是度日如年。在坚持到第四个月的时候,我实在是撑不住了,再撑下去就要进精神病医院了。如是,只有申请让贤了。  或许,“文心园”在开始时候就定错了经营理念;也或许,这种实体的产物就意味着生命力的短暂。随着第五任经理上任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倾注了徐科长和整个单位员工心血和希望的“文心园酒店”,最终以不幸夭折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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